中國應對特朗普2.0的三大重點：貿易、投資與全球供應鏈

來源：FT中文網

2016年，特朗普首次當選爲美國總統，成爲美國歷史上第一位沒有任何政府或軍事經驗的總統。作爲政治“素人”的特朗普爲何能當選？

2024年5月30日，“封口費”案的紐約曼哈頓刑事法院陪審團一致裁定，特朗普在檢方提出的34項刑事指控中均有罪。“戴罪之身”的特朗普爲何能再次當選？
人們所謂的“不確定性”大多是來自於自身對特朗普的僥幸心理，但實際上，特朗普是確定的。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已經把中國界定爲美國的主要競爭對手，大打“貿易战”，這一點在第二任期只會強化。相比較其他國家而言，中國尤其不能對特朗普存有僥幸心理，應該認真應對他的第二任期。

2016年，政治“素人”特朗普爲何能當選？

特朗普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的競選主張以“讓美國再次偉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MAGA）爲核心口號，圍繞經濟、移民、貿易、外交和反建制等議題展开。他的競選策略成功吸引了廣泛但特定的選民群體，爲沒有任何執政經驗的特朗普贏得了美國大選。

首先，經濟政策以振興制造業、優先本國經濟爲主，包括：承諾進行全面的減稅政策，特別是對中產階級和企業減稅，以刺激經濟增長；承諾通過限制外包、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打擊非法移民來爲美國工人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強調恢復制造業，批評全球化導致美國工人失業，呼籲“把工作帶回美國”（Bring Jobs Back）。

其次是強化邊境安全、限制非法移民的移民政策。特朗普提出在美墨邊境修建“邊境牆”，以阻止非法移民和毒品入境，並要求墨西哥支付建牆費用；主張嚴格限制移民，特別是來自中東和其他“高風險”國家的移民；承諾對非法移民採取強硬措施，包括加速遣返和打擊庇護城市。

第三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的貿易政策，強調重塑公平的貿易規則，保護美國利益。特朗普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是“災難性的”，並威脅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批評中國的貿易行爲，承諾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以保護美國企業和工人。

此外還有打擊腐敗、挑战政治精英的反建制政策，以及優先美國利益、重新審視同盟關系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的競選主張首先吸引到了工薪階層白人選民，特別是居住在中西部“鐵鏽地帶”（如俄亥俄、密歇根、賓夕法尼亞和威斯康星）、受到全球化和制造業衰退的嚴重影響的白人工人階級，這些選民對特朗普承諾恢復制造業、創造就業機會的政策產生強烈共鳴。

其次是生活在農村地區和小城鎮的選民，尤其是保守派白人，對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和文化保守主義表示支持，他們普遍對“建制派”失望，尋求改變現狀的領導者。

再次是共和黨的基本盤即保守派選民，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對特朗普的立場感到滿意，包括墮胎、宗教自由和槍支政策。盡管特朗普的個人風格在一些人眼中頗具爭議，但他在關鍵政策上迎合了保守派需求。

最後，特朗普反傳統的競選風格和“局外人”形象吸引了一些對政治精英感到厭倦的獨立選民和反建制選民，他們希望通過特朗普推動華盛頓的“改革”，打破既有的政治生態。

2016年，美國白人選民佔選民總數的大約70%。從選舉結果看，特朗普的選民中超過80%是白人。在面對移民增長、種族平等運動以及多元化文化擴展時，大部分白人選民感到自己的文化地位和經濟利益受到威脅。

特朗普在非裔選民中的支持率約爲8%。大多數非裔選民支持民主黨，但2016年的非裔投票率比2012年下降，部分原因是對希拉裏的熱情不足。盡管特朗普的移民政策被認爲會削弱拉丁裔支持，但他仍在拉丁裔中獲得了28%的選票。亞裔選民總體傾向民主黨，但特朗普在部分保守的亞裔群體中贏得了一定支持。

特朗普的主要競選主張圍繞“美國優先”的經濟貿易政策、嚴格的移民控制和反建制情緒，抓住了對全球化、移民和傳統政治失望的選民心理。他通過直言不諱的個人風格和強烈的民粹主義主張，成功吸引了工薪階層、保守派和反建制選民，爲他贏得2016年的選舉奠定了基礎。

2024年，“戴罪之身”的特朗普爲何能再次當選?

2024年美國總統選舉大幕已經落下，特朗普成功擊敗民主黨候選人、現任副總統哈裏斯，贏得總統職位。特朗普獲得了312張選舉人票，哈裏斯獲得了226張選舉人票。在這次選舉中，特朗普贏得了包括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喬治亞州等所有關鍵搖擺州的勝利。可以說，特朗普取得了碾壓式的勝利。

“封口費”案的陪審團一致裁定，特朗普在檢方提出的34項刑事指控中均有罪。特朗普由此成爲美國歷史上首位在刑事案件中被裁定有罪的前總統。此外，在2024年競選期間，特朗普還受到多起刑事和民事案件的困擾，包括：選舉幹預案（與2020年大選結果相關的爭議，特別是喬治亞州的選舉幹預指控），機密文件案（在佛羅裏達州海湖莊園被發現持有機密文件），以及其他法律糾紛（與商業行爲和個人生活相關的案件）。負有刑事案件在身的特朗普爲何能以絕對優勢當選？

2024年的競選主張與2016年的有何異同？

特朗普在2024年繼續強調“美國優先”的經濟、貿易和外交政策，包括保護國內就業、減少外包和對華強硬。與2016年一樣，特朗普將非法移民視爲主要問題，繼續主張修建邊境牆和限制移民政策。他繼續塑造自己爲“反建制”的鬥士，批評“華盛頓沼澤”和特殊利益集團，迎合基層選民的不滿情緒。

2024年的競選主張更加突出經濟問題，特別是控制通貨膨脹和能源價格，這些問題在2016年並未顯著成爲核心議題。2024年的主張也更多涉及“文化战爭”議題，如“覺醒文化”（Woke Culture）、性別教育、LGBTQ+權利和反科技審查，而這些議題在2016年並未成爲焦點。

基層白人選民特別是工薪階層和中下階層的白人選民，是受全球化和移民問題影響較大的群體，他們對通貨膨脹、能源價格上漲和文化變化感到焦慮，支持 “美國優先”的經濟和社會政策，仍然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基礎。特朗普對保守價值觀和宗教自由的強調，繼續吸引福音派基督徒和文化保守派，這部分選民對文化战爭和教育議題尤爲關注。

2024年總統選舉過程一個明顯變化是馬斯克、貝索斯、扎克伯格等科技巨頭在選舉過程中或選舉結束後表示對特朗普的支持，而這批人在傳統上是民主黨的鐵杆支持者。科技巨頭的轉向有經濟（特朗普當選後會繼續降低稅率或提供其他企業稅收優惠）、監管（特朗普和共和黨強調“言論自由”，批評大科技公司對內容審查過度）、能源與環境政策（特朗普的能源政策傾向於支持化石燃料，同時不過度約束新能源行業，可能爲特斯拉等企業提供更平衡的市場環境）等方面因素，還有一個不容忽略的因素是他們對“覺醒文化”（Woke Culture）的反感。馬斯克近年來多次公开批評“覺醒文化”和“政治正確”，認爲這些文化對創新和企業發展形成了障礙。特朗普與這種文化針鋒相對的立場與馬斯克的觀點一致。

特朗普的2024年競選主張在延續其2016年“美國優先”理念的同時，融入了新的經濟和文化議題，以回應當前的政治與社會現實。這些主張旨在鞏固其核心選民基礎，同時爭取受通脹和能源價格影響的選民，以及對拜登政府不滿的獨立選民。通過聚焦經濟、移民和文化議題，他力求在2024年的選舉中再次塑造自己爲“民衆代言人”的形象。

民主黨內部的挑战與分裂

2024年，美國的政治氣候和社會分裂依然嚴重。民主黨面臨着諸多挑战，尤其是黨內不同派別之間的分裂。民主黨的一部分支持者傾向於激進的左翼理念，而另一部分則更爲中間偏右。

在經濟方面，拜登政府雖然實施了大規模的財政刺激措施，然而美國經濟依然面臨通貨膨脹、就業市場不穩定、民衆購买力下降等問題，尤其是對一些工人階級和中產階級選民來說，經濟復蘇的效果並不顯著。民衆對物價上漲、房價高企以及收入增長停滯的不滿，使得部分選民對民主黨失去了信心。

特朗普的“受害者”形象與政治動員

特朗普非常善於塑造和利用“受害者”形象，這使他在面對法律訴訟時，能夠將自己的困境轉化爲政治資本。他通過社交媒體、競選集會和公开演講不斷強調自己是受到深層政府和政敵攻擊的對象，尤其是所謂的“左翼陰謀”和“政治迫害”。特朗普將這些法律問題描述爲他作爲反建制候選人所面臨的犧牲，進而在選民中激發對他的同情和支持。

在2024年總統競選期間，特朗普遭遇了兩次暗殺未遂事件。暗殺未遂事件使特朗普能夠將自己塑造成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強化他此前所宣稱的“被政治迫害”的形象。他在競選活動中利用這一點，宣稱自己爲民主和國家利益而“擋子彈”，以此激發選民的同情和支持。

總的來說，特朗普能夠在2024年再次當選，背後是他強大的選民基礎、有效的競選策略、媒體操作的高效利用、對經濟和文化問題的准確把握、以及美國兩黨制和選舉人團制度的特點等多重因素的交織作用。

全球化、移民與MAGA

全球化給美國，尤其是中下層白人群體帶來了深遠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影響，很多方面是負面的，導致他們對全球化產生了強烈的不滿。

全球化導致制造業衰退與就業外流。隨着全球化的推進，許多美國公司爲了降低成本，將制造業轉移到勞動成本更低的國家，特別是中國、墨西哥和其他亞洲國家。這導致了大量美國中下層白人群體的工作流失，尤其是在傳統的工業州（如俄亥俄、密歇根、賓夕法尼亞等）。這些地區原本是美國制造業的中心，擁有大量藍領工人，他們在全球化背景下失去了大量的工作機會。

在許多行業中，隨着制造業的外包，剩下的職位通常薪資較低，要求技能較少。這使得很多曾經在工廠、鋼鐵廠、汽車廠等領域工作的工人不得不接受收入較低、待遇較差的職位，導致他們的生活質量下降。

直接後果是地方經濟萎縮與社區衰退。許多以制造業爲支柱的城市和小鎮受到了全球化的嚴重衝擊。當這些工廠和企業遷移到國外後，許多地方的經濟陷入困境，失業率上升，生活水平下降。這些城市和小鎮的居民，尤其是中下層白人，面臨着更高的貧困率和社會問題，如犯罪率上升、社會福利需求增加等。隨着工作機會的減少和收入水平的停滯，很多人在經濟上難以取得向上流動的機會，社會階層固化，貧困代際傳遞的現象更加嚴重。

隨之而來的是貧富差距加大。雖然全球化促進了技術、資本和信息的流動，幫助一些高技能工人和大公司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它並未惠及所有美國人。中下層白人群體，尤其是低技能勞動者，往往未能從全球化帶來的經濟增長中受益。相反，他們面臨的是工資停滯，生活成本上升，以及在勞動市場上難以找到具有競爭力的職位。

一方面，高技能的技術工人、金融行業從業者、經理人等因全球化獲得了更多機會，薪資水平逐漸提高；另一方面，低技能的傳統工人群體卻失去了保障，導致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許多中下層白人感到自己在這種變化中被邊緣化。

全球化不僅改變了美國的經濟結構，還帶來了文化的變動。隨着移民潮的增加，以及全球文化的融合，美國社會變得更加多元化。許多中下層白人選民感到自己的文化、傳統和生活方式受到威脅。尤其是他們看到自己的社區逐漸改變，外來文化、語言和宗教影響日益加重時，產生了強烈的文化焦慮和認同危機。

隨着全球化使得美國中下層白人群體的經濟地位下降，許多人認爲他們曾經相信的“美國夢”已經破滅。他們認爲，過去通過努力工作可以過上更好的生活，但如今卻面臨着工作外流、收入停滯和家庭不安定等問題，這讓他們對美國社會的公平性和未來感到失望。

除了經濟，人口的種族結構也是影響美國總統選舉的一個重要因素。根據2024估計數據，主要族裔中，美國白人（非西班牙裔）佔58.4%，拉丁裔（即西班牙裔）佔19.5%，非裔佔13.7%，亞裔佔6.4%。圖表是1990年以來美國人口種族分布。

而在1990年，美國白人佔75.6%，拉丁裔佔9%，非裔佔11.7%，亞裔佔2.7%。35年間，白人比例持續下降，從1990年的75.6%下降到2024年的58.4%；西班牙裔增長顯著，從9%快速增長到2024年的19.5%，成爲最重要的少數族裔群體；非裔人口穩定增長，所佔比例基本保持在12%-13%之間；而亞裔快速崛起，佔比從2.8%增長到6.4%，主要得益於高學歷和技術移民政策。美國人口普查局預計，到2045年，白人將不再佔多數（即人口比例少於50%）。

圖表1：美國種族佔比

數據來源：美國人口普查局（U.S. Census Bureau）

人口種族構成變化的主要驅動因素是移民和出生率。美國是一個移民國家，移民來源地的變化直接影響種族構成。歷史上，19世紀的歐洲移民爲白人比例奠定基礎；20世紀後半期，來自拉丁美洲和亞洲的移民顯著增加。而拉丁裔和部分亞裔群體的出生率顯著高於白人和非裔群體，推動了他們在整體人口中的佔比上升。

全球化對美國中下層白人群體的影響總體上是負面的，特別是在制造業工作流失、經濟不平等加劇、地方經濟萎縮以及文化認同危機等方面。而美國白人在人口佔比中越來越低，加劇了他們對全球化和現代社會變革的反感，並推動了對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和“美國優先”政策的支持。

特朗普的MAGA競選綱領正是迎合了中下層白人這一部分選民的情感和需求，承諾通過取消貿易協議、限制移民、推動制造業回歸等措施來恢復他們失去的經濟和文化地位。

此外，廢除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也是特朗普2016年競選綱領一個重要部分。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明確表示，他反對平權行動，特別是針對高等教育和就業領域的種族配額政策；平權行動本質上是“逆向歧視”，主張通過廢除這類政策來讓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而不應當因爲種族或性別而優待或歧視某些群體。他認爲，這種政策“反而扼殺了機會”，並且對非洲裔和拉丁裔等少數族裔群體並沒有實際的幫助，反而給白人和亞裔群體造成了不公平的待遇。廢除平權行動對特朗普的保守派支持者和中下層白人選民來說，這一立場符合他們對公平競爭和種族平等的理解。

特朗普2.0對中國的影響以及中國如何應對

在特朗普的2024年核心競選綱領中，移民和減稅等政策對中國沒有直接影響或影響不大，而關稅和貿易政策則對中國有直接影響。

再次當選的特朗普或將對進口商品、特別是來自中國的商品施加更高的關稅。他曾表示考慮對所有進口商品徵收10%的全面性關稅，並針對中國商品徵收60%或更高的關稅，甚至在底特律演講中誇張地提到可能對中國車企在墨西哥的車廠施加高達100%、200%的關稅，以確保此類車廠的產品無法流入美國。

特朗普強調美國優先和對華強硬。從履歷和以往公开發表的言論來看，他提名的內閣成員具有一個突出特徵：他們是一群既忠於特朗普又年輕的反華鷹派人士。這批心腹的構成表明，特朗普在其人事布局中強調了對華強硬立場的持續性和深度。可以合理預測，在接下來的任期內，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將明顯傾向於強硬路线，這一整體基調或將在未來的政策制定和執行中得到明顯體現。

在特朗普上一輪任期內，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先後通過“2017年特別301報告”將中國納入“優先觀察清單”、對中國發起“301”調查。2018年6月至2019 年12月，特朗普政府對華施加了大範圍關稅政策，先後進行了5 輪行動，對中國共計5500 億美元的商品徵收了關稅。

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簡稱 PIIE）的測算，這導致美國對進口中國商品的平均關稅稅率自2018年初的3% 大幅提升至2019年9月21%左右的高點；後於2020年3月开始降至19.3%附近，仍處於較高水平。

借鑑歷史經驗，上一輪中美貿易摩擦雖然拖累2019年總出口增速降至0%附近。但對經濟增長的總體影響相對可控，2019年經濟增速較2017年下降0.9%至6.0%。考慮到目前中國出口結構已有明顯調整，對美出口依存度已自2017年的 19%降至目前14.7%，美國對華加徵關稅的邊際影響將有所弱化。

特朗普對貿易逆差相當敏感，他的貿易政策的目標是把美國的貿易逆差降到0。圖表2是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貿易差額。2024年，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是3610.32億美元，佔中國總貿易順差9921.55億美元的36.4%，佔中國2024年GDP（據IMF 估計爲18.3萬億美元）的1.97%。如果對美貿易順差真的降到0，那么對中國的出口和經濟都會有不小的衝擊。

圖表2：中國與世界主要經濟體的貿易差額（億美元）

數據來源：中國海關總署，iFind

根據PIIE測算，特朗普本輪關稅政策對中國實際GDP增速的拖累幅度平均在0.2%-1%，對美國實際GDP增速的拖累幅度平均在0.1%-0.4%，對美國通脹的影響平均增加0.25%-0.6%。

作爲中國應對美國加徵關稅的措施，首先是擴大多元化出口市場。深化與東盟、歐盟等市場的貿易合作，減少對美出口的依賴。加快“一帶一路”倡議，拓展新興市場（如非洲、中東、拉美）的出口份額。加強與RCEP和CPTPP成員國的經貿合作，利用區域貿易協定降低關稅壁壘。

其次是拓寬轉口貿易渠道。在上一輪中美貿易摩擦期間，中國到東盟和墨西哥，東盟和墨西哥到美國的轉口貿易呈現出明顯增長的趨勢。中國通過東盟和墨西哥等地再出口到美國，以規避中美貿易摩擦對直接貿易的限制。這一轉口貿易模式的興起，也爲中國周邊和墨西哥等經濟體提供了新的發展機遇。

然後是中國企業走出去，優化全球供應鏈布局。通過對越南和墨西哥等國的直接投資建廠，以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產品質量並拓展海外市場，可以實現全球供應鏈的多元化布局，規避美國加徵的關稅和設置的貿易壁壘，提高整體的抗風險能力。

特朗普加徵關稅的主要目標是把制造業帶回美國，從而提高美國中下層白人的就業率。可以在減少對華關稅的前提下進行務實合作，中國企業直接到美國投資建廠，帶動美國制造業復蘇。中國可通過投資、技術合作等方式推動美國制造業的發展，爲美國創造就業，助其重振本土經濟。中國制造業優勢可以補充美國供應鏈，幫助雙方在經濟議題上達成互利共贏的局面。